(杭州租車網)“全國政府機構公務用車按牌號尾數每周少開一天。”日前出臺的《“十二五”節能減排全民行動實施方案》關于公車限行的新規定，引起公眾熱議，也引發社會對公車改革的思考。
限行“新規”：必須加強監管 北京機動車按尾號每周限行一天的措施已經實施三年多了。如果把這一限行措施推廣到全國所有公務車，將會產生怎樣的社會效果？
“公車限行，提倡步行、騎車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傳遞的是一種全新的生活理念，是一種低碳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如果大家真能踐行當然是好事。”海南省農業廳人事處處長黃起健說。
一些公務人員表示，如果每輛公車每周限行一天，一年就可以少開約５０天，理論上可以節能２０％；而且，公車限行會對社會產生示范效應，有利于全社會節能減排工作的順利推進。
“現在北京市的公車就與私車一樣按尾號限行，市里又不允許各單位增加公車指標；限行的時候，相關公務人員可能會選擇打車或坐公交，應該說還是有些效果的。”北京市西城區政府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。
然而，也有人有不同意見。
(杭州包車網)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說，尾號限行是北京市的做法，在外地不一定管用。在中西部地區，容易堵車的城市并不多，無須靠“限行”來治堵。而且只要一個單位的每一部車都是按標準、按編制配的，就不會是多余的。如果強制性地停開一部車的話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：一是不停開的車多跑一點，這樣并不能起到節能減排的作用；二是如果車不夠用，就只能再買一部車，并把車牌號錯開，這等于浪費了一部車，資源閑置，并不經濟。
“如果真要落實公車限行規定，必須出臺一系列的監管措施，還要付出很大的監管成本；真正要執行好，工作量很大。”華東師大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文軍說。
公車限行：如何落實？誰來監管？ “公車限行可能只是有關部門的一種倡議，是建設節約型社會、節約型政府而向公共部門發出的呼吁，并不是有約束性的制度；如果真要落實，會面臨很多困難。”湖北省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匡緒輝說。
上海市一位機關單位車隊隊長告訴記者，２００８年８月，有關部門曾下發《關于深入開展全民節能行動的通知》，這份通知就要求公務車按牌號尾數每周少開一天。“當時我們觀望了一陣子，甚至星期一至星期五停開的車牌號尾數都已經規定好了，后來看看其他單位也沒啥動靜，也就不提了。”
“要真正落實公車限行規定，關鍵在于解決誰來監管的問題：靠單位領導自我約束顯然是不行的，靠紀檢部門未必有那么多人力，必須像北京一樣靠交警執法來監督。”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說，如果其他地方僅對公車實施限行，就必須給公車都掛上特殊牌照，讓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公車，否則顯然不具有可操作性。
(杭州旅游租車)專家認為，要真正落實公車限行，除要區分公車、私車牌照等措施外，政府還必須控制公車總量，防止各部門通過增加車輛來規避限行規定。
“不過，即便對公車總量做了嚴格控制，也不見得就能徹底解決問題。比如，一些單位可能會讓下屬企業或二級機構買車，‘借’給單位領導用；也可能長期‘以租代購’，租用社會車輛，從而規避了限行規定。”海口市一位在機關工作十多年的老司機吳師傅說，“要防止‘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’，保證執行起來不走樣。”
“公車改革”：難在哪里？路在何方？ 公車改革被屢屢提起，但一直是個有相當大難度的問題。
“公車改革之所以難以推進，主要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內在改革動力，其根源是公車消費缺乏監督。”葉青說，“目前，凡車改成功的地方都是由于當地‘一把手’重視，把車改當作‘一把手工程’。”
身為省統計局副局長的葉青多年來一直在踐行自己倡導的車改。“我不讓單位配車，自己開車辦公，單位每月給我１０００元車補。”葉青說，“算下來，我每年給國家節約了８萬元。”
“只有讓公務消費活動逐漸走到‘陽光下’，在制度上讓公眾參與公車改革的決策和監督，才能徹底消除公車滋生腐敗的可能。”海南省行政學院原院長廖遜說，車改雖是“摸著石頭過河”，但絕不是無法破解的難題。
據了解，目前不少地方在進行車改探索，模式不一，大致有三種模式：一是公車貨幣化，二是公車集中管理，三是前面兩種模式的結合。
一些專家考察各地公車改革實踐后認為，從改革效果看，目前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,如杭州車改就有值得借鑒之處。杭州的做法是：大幅縮減公車數量，僅保留數百輛公車，由政府成立的公車服務中心進行集中管理，各單位可有償租車；同時，給公務員發放“車貼”。兩年實踐證明，杭州車改節約公務交通費用約３０％。
“應結合行政體制改革，研究出臺具體的車改方案。”葉青建議，地方政府應改變公車“配給制”，大力發展租車公司，鼓勵打電話租車，減少公車開支。“這不僅是公眾呼聲，也有利于構建服務型政府。”（記者陳玉明、田建軍、趙葉蘋、陸文軍）
